2020年9月25日下午，文獻語言學專題系列講座第七十八講在北京語言大學教四樓204信息化室舉辦，北京語言大學文獻語言研究所所长華學誠教授作了題為“由安大簡‘教’通‘芼’說開去”的報告。
這場講座是本學期文獻語言學系列講座的第一講，華學誠教授首先對“文獻語言學”作為學科名稱的提出和定義進行了介紹。“文獻語言學”作為學科名稱，是陸宗達先生在吸收黃季剛思想精華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並經由陸宗達、王寧先生豐富。近年來，華學誠教授提出進一步明確“文獻語言學”的學科定位，並進行全面的建設和發展。“文獻語言學”是立足於海內外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綜合運用文獻學、傳統小學和現代語言學的理論與方法，旨在解決歷史文獻中的語言文字問題、研究語言文字的結構規律和演變發展規律的一門中國歷史語言學科。
華學誠教授指出，《詩·周南·關雎》毛詩第三章：“參差荇菜，左右芼之。”安大簡《詩》作“左右教之”。整理者注釋“教”和“芼”二字韻部相同，聲紐有關，當為通假關係。對於安大簡《詩》的“教”，是應當作通假解還是應當依本字解，他認為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他以此例展開四方面的細緻討論，並指向大家思考三個問題：第一，出土文獻整理注釋中如何對待異文？第二，怎麼使用“通假”？第三，如何正確認識古書的經典化？
整理者認為安大簡《詩》與毛詩的這一處異文是通假關係，華學誠教授認為此說恐難成立。首先，“教”通“芼”的說法，在訓詁學上缺乏依據。根據古代辭書提供的訓釋，“教”的本義和主要引申義為教化、效法、教育、傳授、命令等。“芼”的本義是指草鋪地蔓延，毛詩：“芼，擇也。”可見，“教”與“芼”在意義上沒有任何關聯，既未發現“教”可訓“擇”的任何故訓資料，也未見到“教”與“芼”相通的古注辭書依據。其次，“教”同“芼”的說法，在先秦找不到用例。在先秦文獻中，“教”字的用例非常多，但並無一條是作為“芼”的通假字來使用的，毛詩里也沒有一例能夠用通“芼”來解釋。最後，“教”通“芼”的說法，在語音上存有窒礙。若單純從語音上看，“教”和“芼”聲紐相隔，兩個聲紐的發音部位、發音方法，差別很大，因此整理者認為“教”通“芼”的觀點是有問題的。華學誠教授指出通假關係的確定不能單純依據語音相同或相近，語音相同或相近是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還需要故訓資料、文獻用例等方面的證據。
華學誠教授認為《詩》的經典化與安大簡《詩》、毛詩異文的關係值得思考，如果誤解了歷史，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就會南轅北轍。先秦古書，包括《詩》，擁有複雜的流傳過程和經典化過程，因而致使我們今天看到戰國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之間存在大量文句歧異和異文。以“教”是安大簡《詩》的用字，“芼”是毛詩所据古本的用字，即這兩個字的不同，不是一個詞的用字不同，而是不同古本的用詞的不同。若將安大簡《詩》和毛詩的文字不同，首先看成是本字本詞，也就是說，不把“教”與“芼”視為通假，那麼，詩意的呈現會有所不同，這樣也許才能真正接近安大簡《詩》所要表達的《詩》意。
華學誠教授進一步指出“教”解作“教化”，在上古常常特指樂教，可以貫通安大簡《詩》意。他強調對先秦兩漢《詩》的各種傳本做文獻整理和解讀，應該將其置於詩教、樂教等語境之下，充分重視這種語境對《詩》經典化的深刻影響。以安大簡《詩》為例，“教”解作“教化”，可以貫通安大簡《詩》意，並能客觀反映出安大簡《詩》和毛詩的不同，進而反映出處於經典化早期的《詩》與完成經典化的毛詩之間的不同。
華學誠教授結合《韓詩外傳》的兩則材料，對“樂”解為“樂教”提供佐證，並根據《關雎》四家詩的異文，旁證安大簡《詩》所屬古本系統不同。通過例證梳理，形成如下推論：四家詩雖然各有師承，用字容有不同，但都源自一脈，而安大簡《詩》與四家詩則不屬於同一個傳本系統。
講座最後，華學誠教授指出出土文獻對中國歷史、文化和漢語言文字源頭的研究極其珍貴，但同時也要正確看待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關係。出土文獻的產生、流轉涉及的問題非常複雜，因此在整理中可行的做法是客觀記錄、存而不論。異文、通假等語言文字現象，既是歷史現象，也是系統現象，不能靜止孤立地去解釋。在出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中應重視和加強語言文字歷史性、系統性的特點。華學誠教授的講座不僅對問題進行了詳細的闡釋，更重要的是他論證科學，舉例豐富，從方法論的角度帶給大家諸多啟發。（王笑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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