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2日下午3點，加拿大哥倫比亞學院亞洲研究系程龍教授在北京語言大學主樓南102教室作了一場題爲“近代西方人對‘北京話’的學習與研究”的講座。這是北京語言大學文獻語言學研究所、北京文獻語言與文化傳承研究基地主辦的“文獻語言學”系列講座第43講。校內外30多名師生聆聽了程教授的講座。
講座開始前，舉行了聘任程龍教授為北京文獻語言與文化傳承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員的儀式，北京文獻語言與文化傳承研究基地副主任羅衛東教授為程龍教授頒發了聘書。
程龍教授原任北京師範大學漢語文化學院教授，現為加拿大哥倫比亞學院亞洲研究系教授，曾在北京語言大學、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等校任教。1995年進入北京大學文科試驗班學習文、史、哲，1999年獲北京大學歷史學學士學位；1999―2004年就讀於北京大學環境學院歷史地理研究所，獲歷史學博士學位；2004—2006年，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2005年應國際地理聯合會（International Geography Union）邀請赴美進行學術交流。曾多次赴英國、加拿大、奧地利、韓國、新加坡、老撾、荷蘭等國講學及參加學術會議，為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海外講學團專家組成員、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公派出國人員培訓專家組成員以及國家漢辦“孔子學院”教師及志願者培訓專家組成員。主要研究中華文化海外傳播、海外中國學和中國歷史地理。已出版著作《北宋西北戰區糧食補給地理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6月）、《北宋糧食籌措與邊防：以華北戰區為例》（商務印書館2012年10月），其中《西北戰區》一書獲2011年譚其驤禹貢基金青年歷史地理論著一等獎。學術論文主要有《中外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开发比较研究——以古建筑及其遗址开发利用为例》（《城市问题》2000年第6期）、《“万岁通天”改元考》（《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续资治通鉴长编〉考证一则》（《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威妥玛〈文件自迩集〉浅析》（《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等。
此次講座，程教授以“北京話”為切入點，按時間順序梳理了19世紀前、19世紀上半期以及後半期西方人學習與研究漢語的概況，重點講述了《聖諭廣訓》、《聖諭廣訓衍說》、《尋津錄》、《語言自邇集》和《文件自邇集》的中外歷史發展和海外版本流傳，展示了珍貴的海外書籍圖片，讓我們對歷史上西方人學習漢語的真實情況有了直觀的認識和真切的感受。
程教授主要從三大部分介紹西方人學習漢語的狀況：
分是19世紀以前西方人對漢語的學習與研究。西方文獻中最早記錄“北京”二字的著作是《馬可波羅遊記》，西方研究者對馬可·波羅是否確實來華旅遊一事向來有爭議，《遊記》中雖提及“北京”，但沒有任何記錄有關漢語的內容。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利瑪竇是最早學習漢語的西方人，他最早在澳門學習粵語，後聘請畫師學習官話—“北京話”。清代康熙与传教士就儒教崇拜引发的“中西禮儀之爭”使得傳教士學習漢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礙。
分是從書面語到口語：《聖諭廣訓》與19世紀上半期西方人對北京的學習與研究。1807年新教傳教士馬禮遜來華，翻譯了大量中國文化經典著作，開啟了西方人漢語學習的新時代。1670年，康熙頒布詔書《聖諭十六條》以訓諭百姓守法，遵循一定的道德標準；1724年，雍正在此基礎上加以解釋說明，作《聖諭廣訓》；由於官話書面語的誦讀不易為百姓接受，1726年王又樸用北方話口語白話作《聖諭廣訓衍說》，廣為流傳。1815年，英國傳教士米憐做了《衍說》的英譯版本，從而使西方人得以充分學習漢語口語。
分是從古文到文件體：威妥瑪與19世紀後半期西方人對北京話的學習與研究。英國外交官威妥瑪在華期間分別編寫《尋津錄》（1859年）、《語言自邇集》（1867年）、《文件自邇集》（1867年）三部漢語課本，并发明用罗马字母标注汉语发音系统——威妥玛注音。其中《文件自邇集》選編了清政府官員的奏議、尺牘、檄文等，加注威氏拼音以及英文的解釋說明，使得西方人能充分掌握漢語公文的寫法，便於他們與中國政府及官員的溝通，也利於他們對漢語的深層次研究與探索。
程教授的這次講座深入淺出，妙趣橫生，在講述要點中穿插了不少生動的歷史故事及人物軼事，展示了他從世界各地許多圖書館中找到的珍貴資料。潛移默化中使我們了解了西方人學習漢語的歷史發展過程。
